甚至不是隔岸潮声。1827年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发出了他们少年的“汉尼拔誓言”。1836年，恰达耶夫的《哲学书简》是俄语的黑格尔和谢林，斯宾诺莎和笛卡儿，是俄罗斯黎明的消息，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。30—40年代，在斯坦凯维奇—别林斯基小组的哲学、文学聚会上，每一个震响过巴黎的法语词语，又一次一次听到了震响莫斯科的俄语回声。那是一场场语言的狂欢。像巴纳耶夫回忆的那样，谁也没有料到，这是青春的最后欢宴，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，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站在一条边界线上，在边界的那一边，等待我们的是失望，是同友人的分歧，是各奔东西和预期之外的长别离，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……虽然莫斯科小组的“落日时分”也同样冥蒙，虽然人散了，人去了，但是那些带着几代人呼吸、心跳和体温的词语，在他们的别离之外，歧路之外，坟墓之外，甚至失败和背叛之外。
过去了100年。即使布罗茨基流亡异域，也仍然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词语间，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故土。他走不出俄语的边界。语言起初是他的剑，接着成为他的盾，最终变成他的宇宙舱，那永远抛出而不回收的宇宙舱。异乡，外太空般的绝对孤寂，一条不归路，并且永远没有到达，布罗茨基庆幸还有最后守住他的宇宙舱——母语舱。